在村长那儿
同村长谈话几乎令他自己感到诧异地没费什么周折。他试图这样来解释这件事：按他迄今的经验同伯爵当局正式打交道对他来说一直很简单。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处理他的事务方面显然已经一劳永逸地颁发了一条明确的、表面上对他十分有利的原则，另一方面是由于办理公务的那种值得钦佩的一元性，特别是在这种一元性似乎并不存在的地方，人们却可以觉出它特别完美地存在着。每当K．有时一想起这些事情，他便总是不免认为自己的处境令人满意，尽管他每次在这样自我陶醉一阵之后总是很快就告诫自己：危险恰恰就在其中。
同当局直接打交道并不太难，因为不论组织得多么严密，它们总是只代表远不可及的老爷们维护远不可及的事物，而K．则在为近在咫尺的事奋斗，为自己奋斗，而且至少是在第一时间出于自己的意愿，因为他是进攻者，不仅他在为自己奋斗，而且显然还有别的势力，他不知道这些势力，但是根据当局的措施来判断他能相信它们的存在。但是由于当局一开始就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迄今还一直没在更多的事情上——很照顾K.，所以它们也就使他失去了轻易获得小胜的可能并从而也使他失去了原本会有的满足感和由此而产生的为今后进行更大战斗的坚定信心。它们让K.,当然只是在村子内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用这种方法娇惯他、削弱他，在这里根本就排除任何斗争并从而把他置入非官方的、完全漫无头绪的、阴暗的、异样的生活中。这样下去，如果他不是时时保持警觉，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当局无比和蔼可亲，尽管圆满完成了各种极易办成的当局委办的事务，有朝一日在给他的虚假恩宠的蒙蔽下，他还是会在其他方面的日常生活中不检点而在这里栽跟头，而还一直温和且友好的当局则一定会仿佛违背其自身的意愿、但却以某种他不知道的公共规章的名义前来把他除掉。那种公务以外的生活，它在这里究竟是什么?K．还从未在别处见过公务和生活像这儿这样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致有时竟好像公务和生活更换了位置了。譬如同克拉姆在K．的卧室里实际上拥有的权力相比，克拉姆对K．的工作所行使的、迄今只是拘泥形式的权力没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就可以采取一种有些轻率的做法，某种只是直接面对当局的放松态度，但是在别的方面却总是得十分小心谨慎，每走一步都得先瞻前顾后一番。
K．首先在村长这里充分证实了他对此地当局的看法。村长，一个和颜悦色、胖乎乎、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他有病，正在犯严重的痛风症，躺在床上接见K.。“这就是我们的土地丈量员先生了，”他说，想坐起来打招呼，却坐不起来，抱歉地指着自己的腿又倒回到枕头上。一个不声不响的，在小窗户还让窗帘给遮住了光的房间的昏暗光线中几乎虚无缥缈的女人给K．搬来一把椅子并把它放在床前，“您请坐，您请坐，土地丈量员先生，”村长说，“告诉我，您找我有什么事。”K．把克拉姆的信读给他听，不时还插上几句自己的话。他又有了同当局打交道的那种异常轻松裕如的感觉。它们简直就肩负着一切重担，人们可以让它们承担一切，人们自己则落得个轻松自在。仿佛从他那方面同样感到了这一点似的，村长在床上颇不舒服地翻了个身。最后他说：“土地丈量员先生，如您所见到的那样，整个这件事我已经知道。我自己之所以还没作任何安排，是因为首先我有病，其次是因为您姗姗来迟，我还以为您不干了呢。如今既然您大驾亲自光临，我当然就得把令人不快的全部实情告诉您。如您所说，您已被录用当土地丈量员，可是，遗憾，我们不需要土地丈量员。根本没有一点儿要他干的活。我们这些小家小户的地界是划空了的，一切都已登记在案，很少出现变更产权的情况，小的地界争端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要一个土地丈量员干什么?”虽然原先没有细想过这一点，K．却在内心深处确信自己早已料到会有类似这样的说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立刻就能说出：“这使我深感意外。这使我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现在我只能希望这是一个误会。”“可惜不是，”村长说，“就是这样，如我所说的这样。”“可是这怎么可能呢，”K．嚷嚷，“我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现在又被打发回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村长说，“这不是我解决得了的，但是那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这一点我倒可以向您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