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①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②。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③。
【注释】
①出自南北朝《子夜歌》：“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
②见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平则鸣。草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苦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
③见韩愈《荆谭倡和诗序》，原文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赏析】
这是创作的一种潜在心理动机。其较早的理论源头乃是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认为文学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后来又有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此“穷”乃“穷达”之“穷”，欧阳修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以其“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故能“写人情之难言”，因此“穷者而后工”，且“愈穷则愈工”。至于唐代韩愈又有“不平则鸣”。
这些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将创作动机归为“本我”遭受压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将创作动机归为生命力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类理论有三重内涵。其一，“不平则要鸣”，胸中忧思感愤，有所郁积，则要出乎口而为声为言，如若抑而不发，一则会导向不健全不健康的人格，一则心中的苦闷之情得不到理性的反思，因为诉诸笔下本就要经过一个理性提炼的过程。其二，因“穷”而“作”，则作品更有审美价值，因为这样的作品中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尤其是惨痛的生命经验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所以具有更强大的悲剧感染力、震撼力，从而引发更强烈的共鸣。其三，创作能帮助创作主体超越“穷”，因为创作是一种发泄、一种寄托，是一种思考、一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