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世界上做事最无聊最难受的就是遇着一种不进不退半生不死的情境。如做生意发财也痛快，破产也痛快，最可怕的是不得利又不尽至于破产，使一人将半世的精神在一种无聊的小生意上消磨净尽。如生病，爽爽快快的死也好，痊愈也好。只不要遇着延长十年将死未死的老病。凡遇着此种境地，外国人叫做bored，中国人就叫做“无聊”。今日教育就是陷入此种沉寂无聊、半生不死的状况。我们在睡馀梦足或在孤窗听雨时候，扪心自问，难免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好像天天做着事，又好像到底中国无一事可做；好像天天忙，又好像是忙无结果。倘是教育果陷入完全停滞之境，我们心里倒可觉得痛快些。因为至少可不至于到处被人家称为“教授”、“教育家”——这是多么难为情的境地。教育永远不陷入停滞状况，我们与人交游或通信上永远免不了要听人家口口声声的称呼“○教授”、“○○大学教授”。稍有良心的教授听这种称呼将难免觉得一条冷气从脊骨中冷颤的由上而下的侵下去。我不是说一个人受了四年的大学教育尚可以懂得学问，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不过说：倘是一个人受过四年中学，二年预科，四年大学教育之后，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甚至于懂得学问，那真是千幸万幸的事了。
这并不是我说笑话，今日教育之实情是如此。“人情事理”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教育范围里，倘是有这种方针，那是我没看见过。我们的目的是教书而不是教人，我们是教人念书，不是教人做人。倘是一个学生于念书之余尚记得做人的道理，那完全用不着我们的代他负责。我们听见过某某学生因为心理学五十九分或是逻辑四十八分而不能毕业（虽然如何断定一个人的逻辑是四十八分我未明白），然而我们的确未尝听见过有某学堂要使学生毕业先考一考“人情事理你懂吗”？所以如郁达夫先生曾经做文章，劝一位青年别想去进大学，因为恐怕他白费了几年的光阴及一二千块钱变出一个当兵无勇气，做苦力没礼貌，做鼠窃没胆量，除去教书外，一技无能软化了的寒酸穷士。若是出于爱护那位的本心，便是极好的议论，若是要以此责当代之大学教育，那怕就骂的不对劲儿。因为今日的大学教育根本以书为主体，非以人为主体，责之以不能养出社会上活泼有为的人格，岂非等于问和尚借木梳，问尼姑借篦栉一样无理的要求吗？无论如何把一个正经长大的青年送进学堂里头去十几年，使他完全与外边的社会隔开，与天然的人群生活分离，既没有师长的切磋，又没有父兄的训导，只瞎着眼早念书，午念书，晚上又念书，是使此青年不懂人群生活的绝顶妙法的。结果是满肚子的什么主义，什么派哲学，而做事的经验阅历等于零，知道恩斯坦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不知道母鸡不要公鸡是否可以生鸡子儿。
虽然，不但我们的方针不对，就我们所用的教育方式也很可怀疑。倘是“学问”是我们大学教育的方针，就所以达此方针的教育方式也不可不考量。我们现此之所谓学问有趣极了，不但是有体质的，并且有重量是可以拿秤称量的。今日谈大学教育者之心理，以为若设一种“非八十单位不能毕业”的条例，严格的执行，严格的考试，绝不通融，绝不宽松，这样一来，四年级八十单位，每年级二十单位，倘是一学生三学年只得五十八个单位，那末第四年请他补习两单位，凑成二十二单位，八十单位补足，那他必定逃不了做有学问的人，出去必定是大学的荣耀了。原来掩耳盗铃的本领并不限于军阀与官僚。倘是我们的逻辑不错，有八十二立方寸学问的人，若愿意借两立方块学问给他一位只有七十八立方块学问的同学，我们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这两人一同毕业。（但对这一点，尚不免怀疑，很愿意得各学堂注册部的声明，是不是可以借的？）不但此也，如以上所谓每立方块的学问每块里头的页数也有一定的，比方近代历史一立方寸即丁先生讲义二百七十五页，二百七十五页读完便是近代历史的学问一立方寸；文字学学问一立方寸是徐先生讲义一百五十三页（限定一学年读完，不许早，不要迟，若是徐先生特许八页免试，便是实数一百四十五页，一学年分两学期，每学期十八个星期。通共三十六星期，四三一百二，四六二十四，通共一百四十六，每星期限定念四页正好，不许多，不许少）。如此积页数而得几许立方寸，积立方寸而得一张文凭，虽曰未学，注册部亦必谓之学矣。原来此种以数页数及数单位而衡量学问的方法，的确是纯由西方发明，于吾国书院制度未之前闻也。记得杜威曾经说过，现代的教育好像农夫要赶鹅到城里去卖，必先饱喂之以壳类，使颈下胸前的食囊高高的凸出来，然后称称其轻重，鹅愈重即其价格愈高。其实杜威先生说错了话，他忘记在本问题上称者与被称者原来是同类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