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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在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在同一个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

  1989年1月26日阳光满案之晨(原载《中国作家》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