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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夹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

  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入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

  1979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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