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向勒城出发了。我自我安慰道，我是去看哈金的，可我内心却非常想看看阿霞会有什么举动，会不会像昨夜那样“闹出些古怪的事”来。他们俩都在客厅，而且真奇妙！——不知是否因我昨晚至今刻骨铭心地思念俄罗斯——我觉得阿霞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少女，质朴得一如女仆。她身着一件旧连衣裙，头发拢到耳后，安详地坐在窗前，拿着绣花绷子绣着，既谦和又娴静，仿佛她这辈子除此之外没干过别的事。她几乎一语不发，静静地望着自己的绣品，脸上的表情平平常常，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卡佳、玛莎们。仿佛为了完全印证这种相似，她开始低声哼起《亲爱的老妈妈》。她低眉敛容，小脸黄黄的，我望着她，回想起昨晚的种种猜测，有些遗憾。天气绝佳。哈金跟我们说，今天要外出写生；我问能不能与他同行，会不会影响他。
“恰恰相反，”他说，“您可以给我提些好建议。”
他戴上一顶望·代克式的圆帽，身着短上衣，腋下挟着画板便出发了；我慢吞吞地跟在他身后。阿霞呆在家中。走前哈金让她留意一下，汤别煮得太稀了：阿霞答应去厨房看看。哈金到了我相识已久的山谷，坐在石头上，画起一棵树身满是窟窿的老橡树，它的枝枝蔓蔓伸出很远。我躺在草地上，掏出本书；可还没看上两页，他也刚刚胡乱抹了两笔；我们的话便越来越多，我认为，我们相当睿智、深入地讨论了——应当怎么工作，要避免什么，遵循什么，当代艺术家的自身价值是什么等等。哈金末了觉得他今天“兴致不高”，便在我身边躺下，这么着，我们这种青春的闲聊便漫无边际，一泻千里，忽而炽热，忽而沉静，忽而欣喜万分，可我们说的几乎都是俄国人爱用的模糊语言。我们谈得心满意足，仿佛干了什么，干成了什么似的，便回家了。阿霞依然像我离开时那样；不管我怎么观察她——依然找不出一丝卖弄风情和做作的样子；这回可不能指责她不自然了。
“啊哈！”哈金说，“她在持斋忏悔呢。”
日暮时她毫不掩饰地打了几个呵欠，早早便回房了。我也马上和哈金道别回家，我什么也没想：这一天是在冷静的感觉中度过的。不过还记得，当我躺下时，情不自禁出声说：
“这姑娘真是个变色龙！”想了想，我又说：“可她到底不是他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