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八三三年的夏天。我那年十六岁。
我住在莫斯科，和父母在一起。他们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的卡卢日卡门附近租了栋别墅。我在准备升大学，可很懒散，也不着忙。
没人限制我的自由。我随心所欲，尤其是和我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分手以后，他一想到自己像个“炮弹”似地掉到俄国，就不舒服，整天脸色凶凶地在床上闲躺着。父亲待我和气又淡漠；母亲几乎不注意我，尽管我是她的独生子：其它的烦心事把她给吞没了。我父亲还很年轻英俊，和母亲结婚是有财可图；母亲比父亲大十岁。我母亲的日子过得比较惨：她总是激动不安，猜忌生气——可又不在父亲面前流露出来；她非常怕他，而他总是那么严峻、冷淡、疏远……我没见过比他更镇定、自信和独断专行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在别墅过的头几个礼拜。天气非常美妙；我们是五月九号从城里搬到别墅的，那天正是圣·尼古拉日。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有时到城门外去走走；随身揣着本书——如凯达诺夫编著的教材，可我很少翻它，而是常大声朗诵脑海里记得的诗，我能背出不少；血在沸腾，心隐隐作痛——那么甜蜜而又可笑：我总在期待着什么，担心着什么，而又对什么都诧异，全身心地准备迎接着什么；我想象着，这种幻想总是快速地萦绕着一些同样的东西，就像雨燕在晨曦中绕着钟楼飞翔；我深思，忧郁，甚至哭起来；可即使透过由吟唱的诗句，透过由日暮之美所引起的泪水和忧伤，青春及沸腾的生命亦如春草一样疯长起来。
我有一匹骑用的小马，我常常自己给它备鞍，骑着它独自向远处飞驰，幻想中自己成了中世纪比武中的骑士——风在我耳边多么愉快地歌唱!我抑或抬头望望天空，把那灿烂的阳光和一片蔚蓝映入我敞开的心扉。
我还记得，那时女人的形象，女人爱的幻影在我的脑海中还只是模模糊糊的；可我所思所感受到的一切中，已隐隐约约透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莫名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一种半朦胧、羞涩的预感。
这预感、这期盼浸透了我的全身：我呼吸着它，它存在于每一滴血里，流遍了我的每一根血管……它注定很快要实现。
我们的别墅是一栋带圆柱、木制的豪华宅子，有两个低矮的厢房；左厢房是个做廉价糊墙纸的小小作坊……我多次到那儿去过，看那十多个瘦瘦的小男孩，他们头发乱蓬蓬的，穿着油腻腻的长袍，小脸枯瘦，不时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架的木杠杆上跳来跳去，借自己瘦弱身体的重量，压印出糊墙纸的五彩花纹。右厢房还闲置着，待租。一天——五月九日过了三周多吧，这间厢房的护窗板开了，露出了女人的脸——有家人搬进来了。我记得那天午饭时，母亲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谁，听到是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她起初还不无敬意地说：“啊！公爵夫人……”可后来又补充道：“肯定是位穷的。”
“他们租了三辆马车来的，太太，”管家恭敬地上菜，说道，“他们自己连马车都没有，太太，家具也是最简朴的。”
“哦，”母亲道，“那还好些。”
父亲冷冷地扫了她一眼：她便沉默不语了。
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确实不富裕：她租的那间矮小的厢房看上去那么破旧，稍微殷实点的人家也不会住在那儿。不过当时我听了只当耳旁风。我并不在意公爵的封号：我刚读过席勒的《强盗》。